其学《诗》，以孔子所谓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‘思无邪，孟子所谓说《诗》者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
以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二大经为例，先是王安石以《春秋》难读难解而废止不用，其后理学家激烈反对王安石的新经义，但双方在认定《春秋》难读难解上反倒形成了共识。曰：毛之传欲简，或寡于义理，非一言以蔽之也。
高亨便以为：如此改定，既合偶卦相连作解之例，又不失其韵，盖是也。其三以数说经者，则大抵惑于图象之说[2]498。欧阳修治《周易》，对于相传孔子所作的《易传》十篇，他质于夫子平生之语，则只有《彖传》《象传》为孔子自撰，其余《系辞》以下各篇，均非为孔子所作，不过是学《易》者杂取各家讲说而成。结合具体时段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来说，宋以后学术风气的变革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舍传求经进到疑经改经。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，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，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。
孟善言性，未至于尽己之性。《大雅》虽是言小事，亦主于道，《小雅》虽是言大事，亦主于事。正是基于上述事实，再综合参考诸家之说，笔者认为，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，固然与商业经营存在着诸多的冲突，但明朝人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儒家五常中之智、信，同样适合经商的实际需要。
但传统儒家之俭，也就是悭吝，是对自己之悭吝，是对自己的一种道德苛求，而对于他人，则是一种仁，是一种基于民胞物与的仁者胸怀。首先，近代化本身不是一蹴而就之事，而是一个过程。[27]（卷二《农本》，P44）徐光启正是从这句话的意思中，化出了下面另一句话：君以民为重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农为本，农以力为工。明末学者陈龙正也认为，金非财，惟五谷为财[38]（上《崇桢》，P7）。
他的认识显然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，那些致富之人，事实上尽是一些侥幸者，即所谓的幸民。自明代中期以后，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。
明朝人马一龙在《农说》中有言：农为治本，食乃民天，天畀所生，人食其力。如清初陈智锡著有《劝戒全书》。二是他明确承认金钱可能具有道德价值的同时，也明确强调了商业与美德的不相容性。商人不但与士大夫相交[17]（卷二十《张隐君传略》，P477-478）[18]（卷四，P247）.而且也讲究传统的儒家道德[17]（卷二十一《明封文林郎开封府推官汪公墓志铭》，P489-490）。
为富不仁而得容其身，堪称幸也。沟口雄三同样主张儒家思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到一种阻碍作用。钱塘徐国宁，原为博士弟子员，后累事为商[24]（卷四十四《事物类·徐国宁》，P468页）。富人如何致富，其实就在于他们吝啬，而吝啬的前提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。
如洞庭之东山，因商业贸易而多高赀富人。立国以仁义为干，富强为枝，舍富强，专谈仁义，犹木有干而枝叶不附也，槁且立见。
譬如一个人对一件物品有所嗜好，一定想得到它，为了得到它，就会细大不遗，坚韧不懈，然后才能感动上苍，也就是格天，而此物终究归入他手。而商贾乙饰诈求售，却大获成功。
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，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。可见，嘉靖年间是明代商人地位日渐提高的起始阶段[34]（卷七《西山下·甕山》， P308）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又提出新的义利关系论：以义诎利，以利诎义，离而相倾，抗而两敌。正是在此说的基础上，成祖之后仁孝徐皇后（按：即徐达之女）才得出如下结论：勤劳，政治之本也。翁曰：致富之术无他，在去其五贼而已。有司的责任，是合理保护这些以勤致富的力农之人，进而整治那些豪猾，不使他们以暴凌弱。
所谓察，就是观察、调查，做到明察秋毫，及时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最新动态，这是一种判断力。[40]（卷十三《史》九，P108-109） 这种批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，它无疑代表了一大批生活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富户的意见。
乙所毯事整饬，染之而良，薰薰而馨，拂拭之而鲜明。这是扬雄以来的传统见解，似乎也为明人谢肇淛所引用[35]（卷五《人部》一，P91）。
后来，在周柱峰、殷三洲两人的倡导下，他们通过会银这种传统的合会之法，将这20家商人结成一会，使资金可以圆转流通。内容提要：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，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。
三是如石崇、王元宝之流，属于下等，他们倚权怙势，纳贿行劫，简直犹如豺狼[35]（卷五《人部》一，P90-91）。如《说文》释富曰：备也。一方面，历史上或者明朝人致富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，富者多悭，非悭不能富也，而如此致富的人，在谢肇淛看来.确实诚如扬雄所言，是圈鹿、栏牛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一种儒家大同、平均思想的余绪，以及梁山好汉的行径。
不得已卖掉仅有的不足20亩田，逐十一之利，十余年至数万金[22]（卷十一《刘滋传》）。所谓的内贼，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
正如明代史料所揭示，如今京师土旷人稀，一城之中，两县编民百无一二，非禁旅军匠受廪于官，即江南游贾居奇于市，皆仰公家之利者也[29] （卷九十六《政术》）。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
[29]（卷三十二《劝农》）这已部分道出了农村贫富分化的实际以及导致这种分化的原因。明代中期以后，商人社团已经突破了原先简单的行会樊篱，进而成为商人保护自己利益的自觉性的团体。
一个人只须一味混沌，便可以常保庸福。当然，从事手工业，诸如薪厂、煤窑一类，也是很好的致富路子。我们不妨顺着他们的逻辑思路作一分析。本文以致富论为中心，对传统儒家伦理在明代的历史转向作一初步的探讨。
包筠雅在《功过格：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》一书中，对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善书尤其是功过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。道理很简单，贫贱之士，奔走衣食，妻孥交谪，亲不及养，子不能教，其乐何从谈起。
明代正处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，如何看待作为礼俗社会思想基础的儒家伦理，这无疑牵涉到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具体走向。可是，儒家伦理是否能落实为商业道德，这尚需打一问号。
他说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犹天之五材也，能生人，亦能杀人。至于像千金一诺这样的讲信义，则更属于无益。
